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0年第9期 P50-56

陈筝，孟钰.面向公众健康的城市公园景观体验及游憩行为研究[J].风景园林，2020，27（9）：50-56.

1 背景

当今中国城市发展已经从粗放的城市化量化增长阶段向追求城市品质和宜居性的提升阶段转变。在存量规划发展背景下，城市综合环境品质、公共服务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等设计考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土地利用集约的背景下，绿色开放空间作为城市中稀缺的公共资源，是帮助提升城市品质和宜居性的重要因素。为实现追求城市生活品质的目标，如何合理规划以城市公园和城市绿色开放空间为代表的休闲游憩设施体系，充分发挥其服务于城市居民健康的潜力，成为风景园林行业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当前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规范，主要从面积、设置等基础指标进行约束指导。这种设计思维和设计标准满足了一定人均面积和设施等最基本的要求，但对于具体的游憩和健康需求缺乏规范性指导，主要依靠设计环节针对具体公园部署来实现。

城市环境和生活可能在某些方面增加了居民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在精神疾病、慢性疾病和综合健康等方面的风险。但同时环境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实证研究指出，增加居住地的绿色空间比例或者频繁使用绿色空间，可有效降低城市居民的上述疾病风险。荷兰基于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统计，发现居住地城市化程度及其邻近绿色空间的比例对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并会间接影响死亡率。中国中、小样本流行病学统计也发现公园使用对人的负面情绪有缓解作用。一系列控制实验也提供了绿色空间下的短期暴露有助于压力减轻、情绪调节、认知改善等的直接证据。

在上述基础上，有一系列康复花园的研究，针对特定病患或特殊群体（如高龄人群、儿童等）探索了绿色空间疗愈的实践和理论方法，并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但仅有特殊功能的康复花园是不够的。在上述一系列实证推动下，绿色空间的健康服务价值开始逐渐得到医学流行病学和城市研究领域的认可。跨学科学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城市开放空间，尤其是绿地和建成环境应当作为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何通过对有限的绿色空间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改善城市居民健康是当前医学和城市科学交叉领域的热门议题。

出于不同的游憩动机，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游憩行为及其环境景观体验。游憩行为学学者认为主要有两大维度的游憩动机。第一个维度提供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远离（escape）体验，而亲近和接触绿色自然在这种远离体验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对缓解疲劳、改善注意力和认知能力等心智健康有促进作用。第二个维度是对愉悦体验的追求（seeking），和奖赏机制有关，对情绪健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2个维度都涉及个体和与他人一起2种不同的形式，有学者进一步把游憩动机分为四大类：远离、社交加强（enhancing relationship）、自我提高（personal mastering）和赢（winning），其中前两者是体验驱动的，而后两者是结果驱动的。

不仅参与游憩会对公众健康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的健康水平也会影响公众游憩活动和对应景观体验的选择。作为一种闲暇时间开展、选择度高的行为，游憩及游憩中环境体验偏好比通勤、日常购物等活动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图 1）。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可能对景观偏好和游憩行为都会有明显影响。一方面，人群行为调研和行为追踪的实证表明，慢性病等健康问题常常会影响人们的体力活动水平和游憩方式。比如部分慢性病患者可能由于行动限制等原因，会更倾向于选择即使活动和景观比较单一但更容易到达的绿地或户外硬地。另一方面，由于健康问题造成的不适也会引起人们对于景观偏好的改变。同样是有吸引力的景观，与城市景观相比，病患一般更偏好自然景观，受长期疼痛等困扰的病患较健康人群对于噪声的耐受能力也更差。

随着城市公园和绿地系统的健康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和公共卫生等各专业的肯定，它们开始被纳入公共健康基础设施。作为健康基础设施的公园绿地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健康需求？如何结合公园设计中传统的游憩活动功能规划反思公园的功能布局和景观？本研究旨在帮助识别城市居民的健康需求，特别是不同健康水平的人群对景观体验和游憩活动的需求，并对可能的应对设计方向提出指引。具体可以分为：城市居民存在哪些可能被城市公园改善的健康问题？对绿色开放空间有怎样的景观体验需求？不同健康水平的人群实际主要在进行哪些游憩活动？

2 研究方法

2.1  公园选择和数据采集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公园主要分为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和游园四大类型。为了保证游憩活动的丰富性，研究选取了3个综合公园，包括一个全市性综合公园（大宁灵石公园），2个区域性综合公园（和平公园、杨浦公园）。另外，研究出于健康效益的考虑，增加了一个专类公园（共青森林公园）进行研究（表 1）。考虑到工作日的使用者会排除大部分全职者，为了获得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公园使用情况，研究选取了周末而非工作日进行采样，集中在2014年4月底、5月初的周六、周日完成采样。

2.2  绿色开放空间使用者的健康状况测量

问卷采用七度定序变量就被试常见疾病出现的频率进行调查。参考已有研究中公园使用者主要的健康问题，本研究设计的问卷考察了8个生理健康指标，具体包括疲劳、头疼、脖子疼、背疼、感冒、失眠、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同时考虑到自然接触对情绪调节有明显效应，在8个生理指标之外增加考察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2个心理指标，通过线性叠加合为一个综合指标。

本研究所选的这8个健康指标，主要参考了一项瑞典研究中对绿地和建成环境长期健康效益的测量指标。该研究参考了若干量表和调研结果，确定了感冒（cold），头疼（headache）、后部头疼（ache in the back of the head）、易怒（irritation）、疲倦（fatigue）、背疼（backache）6项指标与绿地和建成环境的潜在健康效益最有关系。考虑到已加入专门的积极—消极情绪指标，去掉了易怒。又考虑到后部头疼已包含在头疼内，同时肩颈疼痛和长期压力也有关系，故调整成了脖子疼。此外考虑到另一项关于绿地健康综述梳理的主要健康影响，特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失眠3项。

2.3  绿色开放空间景观体验需求的测量

研究先就绿色开放空间的景观体验需求进行了文献检索。Grahn等对瑞典公园使用的调查总结了绿色开放空间主要有8种宜人的感官体验，按照重要程度依次为宁静（serene）、空间（space）、自然（nature）、物种多样性（rich in species）、庇护（refuge）、文化 （culture）、瞭望（prospect）和社交（social）。在上述基础上，该课题组进一步提炼了城市绿色自然的5种特质，分别是宁静、空间、荒野（wild）、文化和热闹（lush）。考虑到有些概念比较专业（如瞭望和庇护），有些概念比较抽象（如空间），通过对于上述景观体验需求的筛选，并出于消除交流歧义的考虑对语言进行调整，最终考察了6种景观体验，分别是自由放松、回归自我、接近自然、欢乐、宁静、热闹，采用七度李克特问卷量表对其频繁程度进行调查。问卷在李克特量表前还设置了多项选择，以便让最重要体验需求更好地凸显出来。

本研究并非关注于特殊病患或特定群体（如老年人、儿童等）所需要的康复花园，而是关注面向一般大众的普通游憩需求及其潜在健康价值的绿色基础设施。这种健康价值往往需要依托景观体验和游憩活动等行为或环境感受来实现。因此，本研究并未考虑特殊病患或群体的需求，而更关注对健康有促进作用的绿色自然接触和游憩活动，以及支撑它们的景观体验。

2.4 绿色开放空间游憩活动的测量

绿色基础设施除了具有生态价值之外还有公众健康的价值，而这种健康价值有一部分通过休闲游憩来实现，如自然接触、社交活动、游憩活动等方式。这些通常意义的休闲游憩活动，帮助市民缓解了日常压力，提高了体力活动水平、调节了情绪，对城市居民健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此，研究考察了公园使用者的游憩活动，寻找游憩活动和他们的健康水平、景观体验需求之间的潜在关系。

问卷采用了多项选择和开放式问题2种测量方式测量游憩活动。多项选择的选项设计参考了Chiesura对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园使用者游憩活动研究的结论，采用多项选择的方式逐一考察了其总结的运动、放松、陪小孩、见其他人、遛狗、接触自然、冥想、获得灵感8种主要游憩活动。

考虑到上海市民和阿姆斯特丹市民可能存在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不同，或对游憩活动有显著影响，在多项选择之前设置开放式问题（open-ended question）。开放式问题设计以“你来公园主要进行什么活动？”为引导，以便更灵活地捕捉上海公园使用者的游憩活动。为了减小因选项预设对被试回忆造成的偏差，开放式问题设置在该多项选择题目前。根据参与者提供的语言描述，进一步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采用文本分析法进行归类和统计。

2.5 分析方法

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多维变量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方法予以数据降维处理，并采用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对主成分分析的相关条件进行检验。多维变量和名义变量的交叉分析主要采用方差分析（ANOVA analysis）和多元方差分析 （MANOVA analysis），并对多分组导致的多重比较可能带来的假阳性分别采用LSD和Turkey HSD进行修正。问卷中由被访者主动提供的文字描述采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进行标签编码。空间地理信息根据被访者在地图上绘制的点录入，并和问卷信息叠加分析。

3 结果

3.1 被调研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公园分异

调查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6份，回收率98.7%。在参与调研的296人中，男性158人（53.4%）。有214人提供了居住地信息，其中上海市本地居民154人（52.0%，有效百分比72.0%）。265人提供了年龄信息，其平均年龄48.1岁（最高86岁，最低8岁，标准差19.4），其中包括未成年人6名，在家长指导下作答，根据对206位提供了对自己职业描述的参与者进行编码分析（coding analysis）显示，其中有退休者（含未就业2名）105人（51.0%）、全职者81人（39.3%）、学生20人（9.7%），详见表 2。

3.2 绿色开放空间使用者的健康状况

针对2.1中提到的问卷调查公园使用者的生理健康（疲劳、头疼、脖子疼、背疼、感冒、失眠、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心理健康（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研究调查这10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KMO检验=0.789，Bartlett’s球型检验卡方=510.9，p<0.001），所以采用主成分分析对它们进行了降维。分析提取出3个主成分（表 3），共能解释全部变量信息的56.2%。短期生理问题，主要是持续的压力应激引起的疲劳反应和免疫抑制，包括脖子疼、背疼、头疼、疲劳、感冒、失眠；2）心理问题，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方面的情绪变化；3）长期生理问题，包括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是典型的代谢类慢性疾病，而呼吸系统疾病除了包括慢性疾病，也有一部分和免疫抑制相关（如因为疲劳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所以在短期生理维度也有一部分荷载（图 2）。以疲劳为代表的短期生理健康问题和以心血管代谢类疾病为代表的中长期生理健康问题，可能反映的是短期和长期应激不同的结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3类健康状况的人群分异，进一步对这3个主成分进行了K-mean聚类分析，得出被试主要有3类群体（图 3）：1）3类健康都没有明显问题（195人）；2）有短期疲劳或免疫抑制问题（44人）；3）有长期心血管或呼吸疾病（25人）。

3.3  绿色开放空间的景观体验需求

针对2.2中提到的问卷考察的6种景观体验（自由放松、回归自我、接近自然、欢乐、宁静、热闹），进行研究后发现此6个动机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KMO检验=0.635， Bartlett’s球型检验卡方=325.9，p<0.001），对此采用主成分分析进行降维。降维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图 4），共能解释全部变量信息的61.5%。在本研究中分别称之为“自然度”和“社会度”。其中自然度描述了绿色开放空间景观体验中个体对自然的需求（包括自由放松、回归自我、接近自然、宁静）；社会度描述了绿色开放空间景观体验中对正面人际交往的需求（欢乐、热闹）。要注意的是，在自然需求维度中，宁静的需求和社会度需求是矛盾的，呈现负向荷载。

为了考察健康状况和景观体验需求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对人群分异采用方差分析。结果显示3组不同健康状况的人群在社会度维度上存在统计差异（F=3.326，p=0.037）。其中，相较于健康状况正常的，疲劳的群体对社会度的需求要低（LSD法多重比较，组间差异 =0.176，p=0.035）。3组在个体自然度需求上没有明显差异（F=0.129，p=0.879）。

3.4  绿色开放空间的游憩活动

游憩活动测量采用了2种方式。第一种方法利用了Chiesura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园使用者游憩活动分类系统（图 5-1），第二种方法通过对被试者的开放问题回答进行文本分析，整理得出标签分类（图 5-2）。后者识别出四大类游憩活动：1）低强运动（散步、放风筝等），占 35.2%；2）社交（含带小孩、聚会烧烤、有群体性或被围观的书法和演奏），占27.4%；3）中高强度运动（锻炼、跳舞、器械运动、打球、划船等），占19.1%；4）自然接触（包括摄影、呼吸新鲜空气、休闲放松、钓鱼），占18.4%。

交叉比较可以发现，尽管Chiesura分类在细节上有一定价值，但是存在不同被试对模糊定义的解释不统一，因而导致统计可能不准确。比如Chiesura分类中对“放松”的定义就比较模糊，4种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放松（按照占比多少依次为低强度运动40.9%、自然接触 24.1%、社交19.8%、中高强度运动15.2%）。考虑到被试的不同解读会给Chiesura游憩分类带来的误差，本研究的游憩活动分析选择了第二种文本分析分类。

3.5  健康状况、景观体验需求和游憩活动的关系

3.5.1  健康状况和游憩活动

在比较了3组不同健康状况的群体在绿色开放空间的游憩活动后发现：相比于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有短期生理问题（如疲劳）的群众开展低强运动较多，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有长期生理问题（心血管、呼吸系统等代谢疾病）的群众选择自然接触活动（摄影、呼吸新鲜空气、休闲放松、钓鱼等）较多（图 6）。分析其原因，短期生理问题的群众通过较为宁静的环境和低强运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理问题，而社交则是一种相对喧嚣和耗费精力的活动，反而可能加重疲劳等短期生理问题。而存在长期生理问题的群众可能身体机能较弱，难以支撑运动类的活动，所以此类群体被迫更多地选择自然接触类的活动。

另外结果显示，在所有绿地使用者中，坚持运动的使用者比不坚持运动的使用者有更好的情绪状态（p=0.012，图 7）。这种差异主要是运动者的负面情绪显著减少（p=0.160）；运动对于正面情绪虽然有促进，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p=0.120）。此发现和目前文献的实证一致，即自然环境中开展运动可有效调节焦虑、悲伤、愤怒、疲倦等负面情绪。虽然运动如何影响情绪的机制并不清晰，但神经内分泌的证据表明这可能和血清素代谢有关。

3.5.2  健康状况和景观体验需求

通过比较3组不同健康状况群体的景观体验需求，结果显示相较于健康群体，有短期或长期生理问题的群体，会对纯自然景观体验的需求显著提高（图 8）。其中有短期生理问题的，对纯社交景观体验的需求显著下降。多元方差分析发现，3组不同健康状况的使用者对自然度的需求没有显著差异（F(2)=0.180，p=0.835），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度上（F(2)=2.850，p=0.060）。准确地说，这种差异主要是有疲劳问题的使用者相较于没有健康问题的使用者，更不喜欢那些热闹欢乐的、社会度高的景观体验（p=0.052，采用Tukey HSD方法修正多重比较）。

3.5.3  景观体验需求和游憩活动

进一步对景观体验需求和游憩活动进行分析发现，主要的差异体现在对社交和社会度的需求上。其中参加社交活动的使用者，对于热闹欢乐的高社会度景观体验需求更加强烈（p=0.059），而参加低强度运动的使用者，却相对而言更不喜欢这类高社会度景观 （p=0.280）。

随着高自然度活动到高社会度活动的变化，人们对自然接触的需求也从高到低变化。对有着热闹欢乐景观体验需求的人群来说，他们对社交类的活动（含带小孩、聚会烧烤、群体性或被围观的书法和演奏）有着强烈的需求，同时这些社交活动噪声较大，对其他活动有较强干扰。可是对于来公园进行低强运动（散步、放风筝等）的人群，他们对景观体验的需求更偏向自然性（图 9）。

值得注意的是，公园在功能分区时高自然度需求的分区常常独立设置，所以活动干扰较小。但低强运动与社交性活动在公园布局中常常并不单独区分，或者彼此替代性较强，互相之间有比较多的穿插。由于这2种活动对环境的景观体验需求并不一致，这种设计在实际使用中就可能会形成一些干扰，需要引起设计师的注意。

总体来说，自然性是所有人群的共有需求。以社交需求为主的人群对自然性的需求显著低于另外两者。分析其选择在公园中开展社交活动的原因，可能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本可以承担这部分社交活动的公共设施、广场、专业场地等数量不够或存在费用问题，由此产生了公共社交空间对此类活动的挤兑，此类社交活动便进入了城市公园之中。

4 结语

4.1 结论和讨论

为了解城市居民如何利用绿色开放空间满足自己的健康需求，调查4个上海城市公园使用者健康状况与景观体验需求、游憩活动类型，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本次调研的被试反映，健康问题的困扰确实会影响公园使用者在景观体验偏好、游憩活动选择上出现分异。健康状况与景观体验需求的关联性分析发现，不同健康情况的人群对自然性的需求都差不多，但有短期生理问题的人群，对社会性游憩的需求会降低。健康状况与公园游憩行为的关联性分析发现，不同的健康状况会影响景观体验需求，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游憩行为。

本次调查的公园使用者有三大类主要的健康状况问题，可能可以通过公园得到一定缓解。分别为短期生理问题、长期生理问题和情绪。绿色开放空间的景观体验需求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自然度和社会度。绿色开放空间的游憩活动主要有4种，从多到少依次是：低强运动、社交、中高强度运动、自然接触。

本研究还观察到有健康问题的居民对于景观体验自然度的需求明显高于健康居民。游憩动机理论指出，围绕体验的游憩动机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包括亲近自然在内远离日常生活的游憩动机，一类是强化与亲朋好友社会关系的社交游憩动机。人群游憩动机调研显示，这两大动机在所有游憩动机中的比例基本相当。研究结果显示：自然度和社交度的需求比例在健康人群中基本持平，但是有健康问题的群体会降低社交度需求而提高自然度需求，其中有疲劳等短期生理问题的群体，其社交度需求进一步下降。

与他们对景观体验高自然度的需求对应，有健康问题的居民会更倾向于远离社交的低强度、自然游憩活动。有疲劳、感冒等短期生理问题的使用者，较之健康群体参与社交的比例明显减少，相应地更倾向于多进行一些以散步为主低强度的运动。有心血管、呼吸等长期生理问题的使用者，对自然接触的需求显著增长，以在自然中摄影、呼吸新鲜空气、休闲放松、钓鱼等活动为主。与之相对的他们参与社交、不同强度的运动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4.2 研究限制及未来展望

由于研究现实条件的限制，本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限制。首先，整体的采样在时间上较为集中、样本量偏小，可能会导致系统性偏差。研究参与者的年龄、性别，以及到达公园的时间段和同行者等都会对其在公园的具体活动产生影响。然而由于研究的样本数比较小，并不能支持控制变量的多参分析，所以可能会影响分析的准确性。

另外，本研究对于景观体验和健康问题的分类并不能全面覆盖，需进一步结合中国实情完善。研究借鉴了瑞典学者Grahn等关于景观体验的8个维度，他们并没有考虑运动需求，而此种需求调研反馈占比却不低。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瑞典公园更关心公园的场所特征（自然特征），而中国的城市公园，则有更强烈的运动健身和游憩的功能指向。所以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公园景观体验框架中需进一步结合游憩活动，考虑增加常见游憩活动对场地的需求以及满足活动之间不相互干扰的要求。本研究对健康问题的测量借鉴了西方研究已有的框架，该框架并未充分反映城市居民常有的健康困扰。比如在问卷访谈中，有被试提到像亚健康、湿寒体质这样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健康问题描述，可能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改进完善。

近年来，国内外对在绿色开放空间如何促进居民健康方面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增长。美国从2009年开始，推出了公园处方签（Park Rx）计划，得到了美国公园局的大力支持，联合若干美国执业医生寻求如何利用公园绿地及其提供的游憩活动机会，为市民提供长期的健康服务，作为常规药物处方的有效补充。在中国，随着城市化逐步转向存量规划，如何通过对城市绿地系统进行优化配置，并对现有的公共绿地和其他公共绿色开放空间、滨水空间等进行改进提升，使其更有效地、更公平地为居民服务，成为当下风景园林研究和实践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